通常酒醉的人會說「我無醉」,有病的人會說「我無病」,韋家輝創作的電影經常被形容為「走偏鋒」、「唔正常」,他堅稱:「我正常。」「有些類型的戲很多人拍,我會問能否拍不同的東西?能否有點破格?百厭點,有個性一點。」他多年來付諸實行,以前在電視台拍劇集,度出有掟仔落街的《大時代》;《大隻佬》明明講健美先生,他忽發奇想注入「惟有孽隨身」的佛偈。「電影是有生命的,像一顆種子,以為會長出橙,結果種了蘋果,未必如你想像一樣。」在韋家輝眼中,創作過程猶如天馬行空地飛,即使結局失控,「由得佢囉!」有「不正常」才有新鮮感,在夢工場內,硬要界定創作者是正常還是不正常,似乎才是不正常。

原來韋家輝不是信佛的。

很多人看過他的戲,都留意到《誓不低頭》的「因果」、《大時代》的「宿命」、《大隻佬》的「惟有孽隨身」、《再生號》的「輪迴」,統統和佛學有關,便以為他信佛,但他搖搖頭說:「我信有主宰,但我不是基督徒,也不是佛教徒。殊途同歸。」

人生本無常,二○○一年美國發生「九一一」恐怖襲擊,韋家輝身在美國,「老闆請我們去拉斯維加斯,入住的Villa窮奢極侈,周圍的客人畀貼士都是幾十元美金。」

出事前,他在偌大的房間看《圓覺經》,閱讀佛經,感受與環境的反差。「一切也是鏡花水月,臨走時發生『九一一』,人生無常的畫面出現眼前,我更滯留在多倫多。」當時有傳恐襲下一個目標是多倫多,「我覺得主宰者知道我需要這樣的體驗去創作,所以安排我去那個環境感受吓。」

「無論作品有多天馬行空,一定與生命出現過、相關的東西刺激你才諗到,不可能無中生有。」他說。

宗教、哲學等課題首次在他生命中出現,是黃大仙,他是「黃大仙契仔」,「我農曆生日是黃大仙誕,阿媽契咗我畀黃大仙,屋企會拜觀音,過年一定跟阿媽去黃大仙廟。」

探索無常

從小開始接觸,他形容某些信念已經「入骨」,「小時候住華富邨,有次行雷,好大聲,劈死了一隻海龜。」他跑到海邊看,目睹幾個大男人從海邊把海龜搬上岸,龜殼裂開。「當時我諗為甚麼要劈中牠?這隻龜做過甚麼?很希望了解背後原因。」

韋家輝愛思考探索,小學已獨自到圖書館看書,「我對兒童圖書館無興趣,覺得成人圖書館的書有趣一點。」他愛看科學書,有關恐龍如何絕種、地球是怎樣形成、近視能否治癒等課題的書,他愛不釋手。

家中有四兄弟姐妹,他排行第二,胞弟是演員韋家雄(《真情》裏的「大力」)。「人生無常」很早在他生命中出現,十歲左右,爸爸突然離開屋企,「他上大陸做生意,有另一個家庭,好瀟灑地一個人走了。」

父親原本開塑膠廠,家境不俗,「以前有私家車,突然間屋企好窮,無咗個爸爸,成日見到唔開心的媽媽坐着發吽,會諗好多嘢,想幫她分擔。」人生哲理,慢慢在韋家輝體內萌芽。

父母離婚後,舉家遷往土瓜灣,好讓母親與親戚有個照應。他唸孔仲歧紀念中學,中五畢業後,到舊碧麗宮戲院停車場做收銀兼看更,「做停車場唔可以做一世,悶得發慌,全部報紙看完,連鋪垃圾桶那張都看了,給我看到無綫請見習編劇。」

大時代

韋家輝的大時代,由這一刻開始。

應徵既要投稿又要面試,被問對當時熱播的劇集《上海灘》有何意見,「我返工無睇過,只對預告片有印象,所以說:『那時上海不是這樣的吧?』」見他的其中一人,正是《上海灘》編劇梁健璋。

「他說請我與否只是一念之間,因為我是marginal的一個,其他人的學歷都比我好。」當時無綫編劇訓練班幾個月一期,每期要請五個人,韋家輝成為那期第五位入職的員工。

入職後,他嶄露頭角,為期半年的訓練班未完,梁健璋就把他抽調出來幫手寫《飛越十八層》,連課堂也不用上,「他是第一個發現我有創作天份的人,我提出的都用在劇本上。」

「好順暢,好多人讚,當時我發現人是需要返去自己的世界,如果有樣東西人人都覺得很難,但你很容易就做到,那就是你的世界。」如魚得水,韋家輝創作無數,個個月爆show,「標準是每月五十個show(一小時當兩個show計算),我好多年都有一百個。」

「當年編《流氓大亨》,大結局在周六、日播,我去媽媽屋企食飯,走的時候聽到全個屋邨響起主題曲,然後很多人一齊落樓走,你就知道很多人睇埋自己套戲先肯走。當一樣嘢hit,真係feel到。」他帶點自豪地說。

「在電視台,預先寫的劇本要放上架,我的劇本一放上去就被人搶來當小說看,連副導演要拿來做嘢都無。」他八一年入職無綫,由編劇升為編審再升為監製,炮製無數經典劇集,包括《新紥師兄》、《誓不低頭》、《義不容情》等,九○年被亞視高薪挖角。

「八九民運令我很激動,很想拍有關文革的劇集,恰巧林建岳去了亞視,有彈藥挖人。」他過檔的條件是要拍文革題材,拍了《還看今朝》,收視達廿七點,創亞視的收視紀錄。

無綫急急找韋家輝回巢,拍出另一經典《大時代》。「回想都覺得好離譜,劇本百厭得可以踢出校,七點播,第一集就掟啲人落街,度啲咁嘅嘢,炒得。」然而,公司內部審查後竟然接受,觀眾更是着迷,「天時地利人和,才可以出到街畀大家睇,容許我咁百厭。」

他更改寫電視台的運作模式,容許「飛紙仔」,即臨入攝影棚才出劇本,「老一輩都是返朝九晚六,我們卻帶頭組成夜晚的創作小組,累了瞓椅子,天光就刷牙,睇住其他同事相繼上班。」

「是騎虎難下,我們不是去玩唔交稿,個個通宵度劇本,做到成隻殭屍咁。」無綫內外的同行都知道他的瘋行,影帝周潤發把他拉入電影圈,「是時候了,唔同周潤發拍,他就要去荷李活。」

完成《和平飯店》編導,他開始拍心目中的「電影」,「有些戲已定型,港產片就一定是這樣?我想用電影感強啲的拍攝手法去做,想破格。」當年流行《古惑仔》系列,標榜黑社會有情有義型到爆,他卻拍了《一個字頭的誕生》,描繪「二打六」古惑仔的荒謬,令韋家輝在電影圈中冒出頭來。

「有人話我的戲唔正常,有些則說布局複雜到傻,甚至話我是傻的。我覺得好正常,有時嫌它不夠複雜。」他的作品最初不太被觀眾接受,到外地影展走一圈,好評開始出現,影評人也漸漸喜歡這種「另類」。

即使叫好也未必叫座,他笑言,尤其是去完影展的電影,被人接受時,在本地早已落畫,「與拍檔兼老闆商量,不如拍回比較接近觀眾的電影,百厭的則偶然玩吓。」結果二千年的《孤男寡女》大收,「我們的路很難行,無市場的話會被人叮走,即使那年不轉方向,最終有一天要貼近觀眾,取回參賽權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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